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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年假，陪我的老朋友、老顽童tom旅行到华东。我坚持要住在国际青年旅馆，因为青年旅馆里有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角色，很有个性的年轻人。我对Tom说：“住在宿舍里，你才能遇到各种有意思的人物。”这当然是真的，但我做这样的安排并非没有私心——如果他遇到新朋友，我可以丢下他几个小时，安静地看我的书。Tom很明白我的用意，蓝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一边微笑，直到我忍不住大笑了。 “如果宿舍里有人打呼噜，怎么办？”他说。 “我以前在青年旅社住，从没遇到打呼噜的人。我们不会那么倒霉的。”我说。 “别太早下定论噢，”他说，又笑了。 杭州是第一站。我们住在荷方国际青年旅社。第一晚，我们要了两个8人宿舍的床位。狭小幽暗的房子放了四张六架床。每张床都住了人。房间的拥挤和昏暗让我惊讶。记忆中的青年旅馆似乎不致于这么窄小，这么昏暗。或许随着年岁的增长，关于青年旅馆的记忆被过滤了，只剩下它浪漫的一面。 除了我，其他旅客都是男人。有刚大学毕业的男孩，开网店的生意人（一个长相圆溜溜的矮个子男人，很好奇，特别爱说话，说话的嗓音高而尖，像男性化的女性的声音，很有戏剧和漫画特色），来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来自澳大利亚的行者……大家都很友善。但我和tom都没法睡觉。中午刚到时，想午休，圆溜溜的男人一直在说话。只好起来去后花园坐。那是吴山脚下极幽静的花园，环境极其优雅。晚上，我懊恼地发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有三个男人在同时打呼噜！一宿无眠。Tom也睡不着，跑到后花园抽烟。 八点，打呼噜的人剩下一个，但仍然很叫人闹心。我挣扎着爬起床，头痛欲裂，走到后花园，对Tom说：“可能我上了年纪，忍受不了宿舍里的呼噜声了。我们还是住双人间吧。” Tom大笑起来，说：“我就知道会这样的！” 第二晚，睡了整整八个小时，于是有精力读书了。第二天在后花园读完了Harper Lee在1960年出版的To Kill a Mocking Bird。顺便提一下，同名电影也是很经典的电影。 读完书，总忍不住和Tom讨论书中的主人公Scout，一个充满反叛精神、好奇心、观察细致的小女孩，既天真，又充满了智慧。书中处处都有叫人忍俊不禁的细节和叙述。孩子的视角是那么新鲜。他们还没受到成人社会的污染。有些话语，初看，似乎很天真，一遍读着，一边笑。再读一遍，却发现，她的洞察力真是了不得！不够10岁的女孩居然有如此犀利的眼光和敏锐的知觉，让我们成人惭愧。假如成人都能保持一些孩子天性，世界一定会更好。我想，我会时不时抽出这本书，时不时随意翻看一些章节，提醒自己别忘本。所谓忘本，当然是忘记本性的意思。 到了苏州，仍是下榻国际青年旅社。这个旅社出奇的安静，有些压抑。工作人员似乎不是特别友好。旅社里倒是有一条特别友好的大狗。很温顺，喜欢我们挠它的下巴和头顶。在街头，我和Tom都发现有人看我们的眼光带着歧视、怀疑、甚至恶毒。一个中国女子和一个西方白人走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是不是不那么正常呢？今早，Tom说：“我发现，广州人最开放，大多数人对我很友好，在华东几个城市，总有怀疑的甚至是恶意的目光打量我们。” 南京的国际青年旅社叫夫子庙，就在夫子庙的秦淮河边，有点美国化。白天像咖啡馆，晚上放着响亮的流行乐，提供啤酒和有限的鸡尾酒，还有美式简餐，像美国的大学生酒吧。旅馆有面墙，贴了许多小纸条。有人要找旅伴。有人大发感慨。有人意气风发。更有人爱上一个陌生人，不敢面对面表白，不说又堵得慌，于是匿名写在纸条上，再贴在墙上，悻悻地期待那个人去发现它。 同样一面墙设了书架，除了旅客留下的书本，还十来本留言本。留言本布满各种笔迹：孩子气的，秀气的，拘谨的，大气的，工整的，潦草的。有的文字有点矫揉造作，个别的自以为是，但他们都散发出只有年轻人才有青春气息。坐在角落，要一杯酒，或咖啡，或茶，静静地看来往的人，感受萦绕在他们身体周围的荷尔蒙气息。他们当中总有些人会在离去之前留下他们的充满感叹的笔迹。他们是那么年轻，充满年轻人特有的自信。有人在留言本洋洋洒洒写满整整一页纸。就忍不住想：年轻真好。禁不住感动。哪怕是带着傻气的自信或感慨，都叫人感动。这时就意识到，身处其中，我显得有点不协调。岁月不饶人呢。然后，我翻到这页纸。只写了五个字：“秦淮河，真好。”忍不住想起辛弃疾那句“却道天凉好个秋”。再看署名，是“广州中年人。”又看看那龙飞凤舞似的五个字，笑了。